今天臨時起意參加了Creative Morning舉辦的早晨講題「超現實 Surreal」，請到林昶佐（Freddy Lim）和與會來賓談談什麼是他所看到的「自由」？

 

講座的進行方式是先由三位聽眾提問，再由Freddy統一回答，三個問題是這樣子的：

推廣正確、需要面對的理念時，跟大多數人的認知不一樣，在一片不看好下要如何面對並調整落實？

如何同時完成這麼多事情，並且跟團隊中的成員互動溝通？

想請Freddy分享從音樂人到立委的角色轉變衝突過程，如何規劃人生中未來想做的事情？

 

離開麥克風是抱怨 拿起麥克風是責任

Freddy首先呼應講題「說到超現實，前陣子我看到公投結果，也覺得很像活在超現實的世界。」他談到當時的情境，在投票結果出爐時，也經歷長達兩週需要喝酒才能入眠的日子；雖然時代力量有三位新科議員當選，但是在謝票時他依然很掙扎：「台上他們一邊謝票，説『我們會讓台灣變得更好！』我就在旁邊murmur説，沒辦法啦、不會更好啦的哀聲嘆氣⋯⋯最後黃郁芬看不下去，把麥克風塞給我。」

 

拿起麥克風的一刻，Freddy所做的就是馬上要求自己。

 

「因為市民朋友把選票託付給自己，就是對你有期待。抱著對未來的希望來支持你，你就必須讓他知道你會全力以赴實現他的期待。」Freddy説感謝大家的過程也是自己洗滌的過程，經過每一天的回想，來堅持貫徹自己的理念。

 

想做的自由到該做的自由

Freddy小時候認為自由是「我想做什麼就去做」。他很嚮往搖滾巨星的生活，「今天在德國、明天在法國、後天在盧森堡——快三十歲我就達到這樣的生活，」小學作文的時候他的志願就是要成為搖滾巨星，被老師、同學、家人都認為是不切實際的，一直到大一大二開始玩樂團，才正式朝夢想邁進。

 

「以前我覺得自由是完全無視所有人對自己的評價，我會去做一件大家都不看好、沒有人做的事情，但只要喜歡我就會努力去做，」Freddy過去為了存錢做自己想做的音樂，打零工、做翻譯、工廠、便利商店、家教什麼都做，直到可以靠音樂賺錢為止。

 

但他在三十多歲時，開始對自由有了不一樣的看法。

 

當時因為進行歐洲巡迴演唱需要很早起，兩個月有四五十場演唱，更曾經一個月只有休息一天，發現體能逐漸走下坡「我們發展音樂等於慢了人家十年，三十五歲嘛，和二十幾歲的歐洲白人競爭，」開始決定要固定運動，但也發現只有清早六點有時間，「當時還是都很晚睡嘛，怎麼六點多去游泳？」那時候他開始發現，想做一件事不是把時間定下來就可以。

 

讓下決定的自己主宰自由

「接著我發現，我對於自由的定義上升到了新的境界，」Freddy説，「我決定一件事時的意念，跟我當下想做的不一樣。就好像說決定要游泳的我跟躺在床上賴床的自己是不一樣的。」他決定要時時刻刻讓下了決定的自己來主宰。

 

「新一層次的自由是，怎麼讓之前下了決定的自己有辦法自由的控制後來的自己」Freddy認為，當你知道對的事情是什麼，有辦法控制自己去做，才是真正的自由。

 

這也成為他後來投入政治的原因「從政不是我從小就夢想做的事情，是在2014年前後覺得年輕意見領袖很重要、世代交替很重要，」尤其因為老黨論資排輩很難打破窠臼，於是Freddy等人才會開始籌組政黨，「學生有的要上課、有的要留學，我們不可能等到所有人把人生計畫都做完才開始，自己應該先站出來做一些事情。」

這個社會沒有機會發聲時，年輕人要自己想辦法發聲

 

不同想法、相同原則，就是最珍貴的團隊

至於說到如何規劃時間，Freddy分享了我聽起來很工業社會的規律建議「我的行事曆跟以前上課的課表很像，儘量把同樣性質的活動放在類似的時間，例如早上就要運動、下午要開會這樣，讓自己的身體習慣每個時間該做的事就會更快進入狀態。」

 

那麼，他對團隊的態度又是如何呢？和很多人喜歡尋找意見相近的成員相比，Freddy笑說：「我一向都在組成大家意見不太一樣的團隊。」Freddy認為，自己非常珍惜意見跟自己不一樣的人，他拿時代力量內部還有大港開唱和野台開唱的經驗來分享，「要辦一個很台的音樂祭，不是去找一堆台語歌手，我相信只要在台灣創作，就會有很台的一面。在各種不同的人當中找出連結是困難的，但也才是最可愛的地方，只要相信別人，就能夠打開心胸仔細找出連結。」

 

就如同大家一直相信的那樣——相信，讓台灣可以成為一個公平正義的國家。